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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书的内容简介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他与洪秀全、孙中山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幕。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大同书》,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幼学的生涯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同时,在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他又认识到中国封建知识结构的陈旧,进而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于是他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探索用一条新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社会,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使国家和民族能够富强起来,能够抵御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进而能够与它们平起平坐,同列于世界大国。1894年,中法战争开始,康有为为了躲避战争带来的兵祸而回到广东家乡,在家乡“耳闻皆勃?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下层的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生活在双重阴影下。

本来农民就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没有保障,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而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仅仅拥有的一点生活的稳定和平静,更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对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幻想着有一个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大同社会。农民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美丽的幻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他积极地思考,探索一条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着手开始写《大同书》的目的,是要为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指示一条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发挥公羊学的三世说,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历史观,比起地主阶级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来,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本身充满了怀疑,感到本阶级前途渺茫,所以,康有为想绕过阶级斗争,不主张革命,而提倡一种改良主义来达到“大同”的社会。

《大同书》共分十部,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编排,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书共59章。

在本书中,康有为依据公羊派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爱自由平等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又加上道听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为把此书命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首先揭示了人类在种种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认为“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计之。”人的苦恼是人自己都难以想像,难以算计的,于是,康有为粗略统计如下:“人生之苦七,天灾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无。”且不用详细知晓,单看这些笼统的名目,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世之苦,无处无时无人不在。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受苦,人都是趋乐的,但是“既生乱世,目击苦道”,所以康有为“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康有为要救人出于人世之苦,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他所提倡的目标呢?

在本部的末尾,康有为写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进而,他指出什么叫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既然,苦的根源是九界,所以康有为说:“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非其缠缚……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那么,在本书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别详细记述了怎样破除九界。

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他极尽赞美之词讴歌大同世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劳动,劳动最光荣:“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劳动者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

在本书己部中,他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学院”中写道:“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婴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则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议定。”并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在课程安排上,康有为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关于课程设制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即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康有为的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无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是比较进步的。

在壬部中,对这个“极乐世界”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种种细支末节,也尽情地做了一番描绘。譬如,谈到吃肉,康有为写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其时新术并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鸟兽之肉而补益相同者,且美味尤过者。当是时,人之视鸟兽之肉犹粪土也,不戒杀而自能戒矣,其视牛、马、犬、猫如今之视奴仆,亲之、爱之、怜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为大同之至仁乎!”。谈到当代吃的问题,又说“当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绝肉食也,于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杀之也,以电机杀之,不使其有呼号痛苦之苦……”

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极尽的天真的向往,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革新。

康有为在本书中提出来的“均产”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指出了私有制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弊害,进一步肯定了公工、公农、公商对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他认为“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作不行大同则工商业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强物”。这种“均产”的说法,比起私有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朦胧地看到了当时正在时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早年提出来的这种大同理想,不仅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康有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他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以,虽然他写了《大同书》,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例如,谈到如何消灭私有制,他说:“此事甚易”,自“明男女人权始”,以至“自去人之家终”,而这实际上是拿资产阶级的平等来顶替社会革命。他所设计的太平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加上一些个人的幻想而已。他认为当时中国远未脱离乱世,而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国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过“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他所谓的去国界,实际上是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去级界,实际是消灭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去家界,实质是消灭封建家族制度。至于说如何去国界,他说:“夫方今各国平等对立,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国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又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主宪制,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心中的“大同社会”。

《大同书》充分展示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他为此非常自豪,曾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然而,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尤其这本书中涉及到君主制改革问题,触及到当权派,所以,变法失败后,《大同书》不可避免地被查禁了。

桃花源记的作者简介

  陶渊明 (约365年—427年),名潜,字元亮,世称 靖节先生 ,因宅边曾有五棵 柳树 ,又自号 五柳先生 ,入 刘宋 后改名潜,字渊明。曾做过几年小官,因看不惯世俗险恶,辞官回家,从此隐居,是田园诗派的鼻祖,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又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他为“百世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东晋 汉阳 柴桑 (今江西省 九江 市)人。东晋 末期 南朝宋 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相关作品有《 饮酒 》《 归园田居 》《 桃花源诗 》《 五柳先生传 》《 归去来兮辞 》等。本文选自《陶渊明集》,是陶渊明五言古诗《桃花源诗》前的一篇小记。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感情,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 大司马 ,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十三岁母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 老子 》、《 庄子 》,而且还学了儒家的《 六经 》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 》)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合污,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 王愉 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 星子县 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 栗里 (今 星子温泉 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 (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陶渊明的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陶渊明 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 董仲舒 《士不遇赋》和 司马迁 《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 孟嘉 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关于本文的对联  1.子骥难寻避世地,渔人偶入桃花源。

  2.窃怪当日仙人。

  寻遍此中村落,不见桃花。

  3.水流花放 峰回路转

  理解性默写

  1.文中描绘桃花林中草美花繁(桃花林奇异景象)的语句是: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本文中是什么吸引渔人“欲穷其林”的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夹岸数百步”都是桃树,没有一棵杂树,很是奇特。

  3.本文中描写桃花源美好的自然环境的句子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4.本文中描写了桃花源社会环境安宁的句子是: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5.本文中明显了桃花源人安居乐业/和平幸福的境况(或:明显精神面貌)的句子是: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6.本文最能体现桃花源人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句子有: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7.“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桃花源人为何叹惋不已?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8.交代桃花源的人来历的句子是: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9.“村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原因?

  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10.“村人”满足于桃花源生活厌恶外界生活的体现是

  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暗示了桃花源中人不愿也不屑与世俗交往的心情,也表明村人对与人有戒心,怕外人知道后破坏他们安定平和的环境。

  11.“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句话,表明桃花源中人听了渔人的话之后,虽“叹惋”却仍然想继续在桃花源中生活。他们为什么不愿离开?

  ①桃花源中人厌恶源外战争,追求宁静、和平、幸福的生活;

  ②桃花源中景色很美。

  12.最后写想重入桃花源“不复得路”,刘子骥“规往”而“未果”的意图是什么?

  ①目的是使人觉得桃花源是一个似有似无,似真似幻的所在,暗示桃源是一个虚构的社会,现实是不存在的。并且表明桃花源可望而不可及、渲染了一种神秘的色彩。)13 表明村人与世隔绝的句子是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内容评析

  1.第一段:写渔人发现桃花林的经过和沿途所见的美景

  第二段:总写渔人的感受和桃花源的生活环境、社会风尚

  第三段:写渔人进入桃花源,在桃花源家里做客以及辞去的经过

  第四段:写太守派人寻找桃花源,因迷路而不复得

  第五段:写桃花源无法找到

  2.作者的愿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睦相处

  3.中心思想:表达作者对没有剥削、没有动乱、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平等和谐自足的幸福生活的追求

  4.桃花源是理想社会的原因:景色优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风俗淳朴,人人各尽所能的参加劳动,老人和孩子都生活幸福,愉快,人与人之间都极其融洽友好。

  过程

  发现桃花源——---访问桃花源——---离开桃花源——---再寻桃花源

  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

  作者在文中虚构了一个宁静安乐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压迫,没有战乱,人人安居乐业自由安乐,彼此和睦相处。这是一个与黑暗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寄托了陶渊明的社会及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美好意愿。“桃花源”是个虚构的理想社会,既反映了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战争的愿望,也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在当时阶级社会中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又是作者隐逸、逃避现实的思想反映。

  本文艺术构思精巧,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采用虚写、实写相结合手法,也是本篇一个特点。语言生动简练、隽永,看似轻描淡写,但其中的描写使得景物历历在目,令人神往。文章有详有略,中心突出。

  文章主题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只是作者理想当中的社会,但是能提出这个空想是难能可贵的。

  1.作者社会理想的实质

  “桃花源”是陶渊明理想中的社会。要弄清作者理想的实质,必须先看原诗,因为在某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诗比记还要说得明确些。例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正是原始共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和平生活的写照;“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的是没有君主统治,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则是古代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概括起来说,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原始共耕社会的特点。记,则是先通过渔人所见来展示这个社会生活的风貌,从村落、房舍、良田、美池等一直写到男女耕作、老幼欢乐的情形;后通过村人“自云”来揭示这个社会的由来,又通过接待渔人来表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诗和记,二者相互补充,十分清晰地勾出了这个理想社会的轮廓。

  应当指出,作者这一社会理想是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的批判,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压迫、摆脱剥削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复古倾向,在阶级社会中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2.关于层层设疑的写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不少以游仙为题材的作品,如曹植的《洛神赋》、郭璞的《游仙诗》等,多是假托游仙抒发作者的不平感和对现实的不满。《桃花源记》不是写作者本人“游仙”,但渔人的桃花源之行颇与“游仙”相类(唐王维《 桃源行 》中就有“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诗句)。为了把桃花源写成一个似有若无的仙境,作者采用了层层设疑的写法。因此,开头虽然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并未确切指出年代和地名;主人公也只说他是个渔人,不著姓名,这些都无从查考。接着写桃林奇景,似为人间所有又似为人间所无,又不说出它的确切地点,因为渔人已“忘路之远近”。写桃林的通道更为奇特,洞口小而“仿佛若有光”,路“极狭”而可“通人”,正是“洞天福地”的景象。待到渔人进入桃源后,眼前出现的又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生活的图景。可是,后来渔人出而复寻,本已做好的标记却又全部消失,桃源似乎又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无迹可寻。最后再虚写一笔,说高士刘子骥“欣然规往”,给好奇的读者带来微茫的希望,但刘子骥又“未果”而“病终”。这样一来,桃源这个虚实难定的境界就真的成为“千古之谜”了。这种层层设疑的写法,表达了作者希望在现实中看到一个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也能激发读者的兴趣。

  陶渊明的文章似淡而浓,似癯而腴,很值得品味。品味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想像来探究故事中的某些细节。例如:

  1.渔人“忽逢桃花林”是否出于无意?

  过去的诗人对此就有不同解释。唐代诗人王维曾写道:“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桃源行》)按这种说法,渔人这天并非出来打渔,而是为了欣赏山光水色,在不知不觉间来到桃花林的。南宋诗人谢枋得的看法与此不同,他写道:“飞花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庆全庵桃花 》)这是说,渔人“沿溪行”恰好在溪的下流,桃林中既“落英缤纷”,自然有不少花儿落在水面,随流而下,渔人是在看到这些花瓣后,逆流而上到达桃花林的。这两种说法都有理,不必辨其是非,却也无妨以此引起学生的想像。

  2.渔人何以敢入洞?

  渔人见桃林面积之广(“夹岸数百步”),又是纯一色的桃树(“中无杂树”),为人间所罕有,已有“寻仙”之意;待到行至桃林尽头,发现了“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他以为这是“天外有天”的标志,便决意去追寻光源,满心希望能由此而直达仙境。

  3.村人听渔人“具言所闻”后,为什么“皆叹惋”?

  从村人“皆叹惋”的反应中,可以推知他说的是外界的人们在改朝换代的战争浩劫中所遭受的灾难。对时代变迁、社会黑暗动荡、人民生活痛苦而叹惋。

  为培养学生想像力而提出探究性的问题不宜过多,更不宜琐碎,要给学生留出自己发挥想像的余地,办法就是要求学生创造性地复述故事。

  主题思想

  文章描绘了武陵渔人偶入桃源的见闻,用虚实结合,层层设疑和浪漫主义的笔法虚构了一个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美好境界,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及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对黑暗现实社会的否定与批判。

城市形成条件

城市形成的条件

城市是村落或田园聚落的对称。城市在狭小的地域上集中了大量非第一产业人口,居民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城市是其周围地区从事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的中心。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曾指出:“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而且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集聚的一个社会经济实体。它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它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但是它又是一个地域的实体,成立于一定的地域上,为地域的一个点,或中心,所以地域的自然条件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 社会经济条件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1.社会发展对城市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是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的(当然也有些地区到封建社会才有城市的出现)。因此,城市不是产生于一切社会阶段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阶段中。只是由于生产发展了,生产者生产的东西自食而有余,可以供给别人食用,因此有了剥削者的出现,使剥削者有可能不劳动而群集于城市中;同时由于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结果,手工业者可以脱离广大土地而集中于城市生产,而生产者也有多余的物品需要互相交换时,才有城市形成的必要物质基础。

城市是生产发展的产物。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产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该时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特点。所以我们对“城市”的含义必须根据各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特点,即生产的特点来理解。由于每个时代和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每个时代和社会的城市也就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和作用。不同社会不仅城市形成的条件不同。城市的规模、内部结构、城市布局也都不同。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技术发展、运输状况以及社会需要决定的。

古代的城市发生于世界古代的文明发祥地区。最早的城市雏型可以说是耕地城市,在城垣之内,耕地牧场并存,而它们往往超过宅地和家屋的面积。如我国发掘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殷代城市遗迹,埃及发现的公元前3000年前的古都卡芬遗迹,均有简单的围壁,内部为简略宅地及大片耕地。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有可能建造大城市,于是城市的规模和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王朝,就有计划地建设了都城,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在《周礼》《考工记》中有“匠人营国……面朝后市”的记载。所谓“国”便是都城,“面朝”就是前面为宫殿,“后市”则后面为市场。这是我国有计划地建设都城的开端。后来发展到洛阳、长安等古代闻名于世的,规模巨大、规划井然的大城市。

从欧洲看,到15世纪末,许多城市尚不具备大城市的规模,城市仍带有半农、半牧的性质。当时德国的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城市内尚住有大量牧民,晚间将牲畜赶入城内以至室内。

产业革命以后,由于工业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空前提高,使世界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内部也产生了明显的地区差异,现代城市规划也随着发展起来。在世界上才有可能形成象伦敦、巴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东京、莫斯科等等的大城市。

从美国城市的发展可以更好地看出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状况。美国从1625~1850年只有24个2500人以上的中小城市,没有一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当时运输方式是马车与水运。这24个城市绝大多数分布在沿海、沿河、沿湖地带,都是一些商业城市。只是1800年以后由于沿瀑布线地带的城市利用瀑布作动力才发展起具有工业性质的城市。由于1830年后铁路的敷设,工业的发展使美国经济逐渐向内地发展。到1850年2500人以上的城市已发展到236个,而且出现6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但城市多为港口或者铁路枢纽。1880年以后,随着煤、铁矿的开采,欧洲、亚洲移民的大量移入,以及铁路网的逐渐形成(1890年总长度达26.3万千米),在东北部地区形成了大量工业城市,2500人以上的城市已发展到939个,10万人以上城市达20个,纽约人口已超过100万,芝加哥、费城也向百万城市发展。

1910年以后(尤其是1920年开始利用汽车以后),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处于暴涨的时代,2500人以上的城市2262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50个,已有3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洛杉矶、底特律也都向百万城市发展。同时还形成了大城市地域和大量卫星城市。到1940年,由于飞机的利用和直升飞机的普及,2500人以上的城市已达3464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9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5个。

2.政治因素对城市形成的影响 一些政治事件对某些城市形成、发展影响极大,甚至对某些城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巴西1889年成立共和国时宪法规定要在戈亚斯州建首都。1956年才开工在荒无人烟之地建立首都巴西利亚。1957年时巴西利亚人口仅1.2万人,1960年国家机关正式迁入,使人口增到14万,1980年人口跃增到41万。

我国海南省的通什镇,解放前还是一片高山密林、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的山谷。解放初该地也仅有几间茅草房。1953年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决定迁此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现在城区人口已达3.4万人;加郊区人口已达4.3万人。

3.交通条件对城市形成的影响 交通是地区联系和物资交流的重要手段。重要城市皆为交通枢纽,并以交通网使它与腹地联系起来。

交通建设可促使其些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例如二连浩特,原为一荒村,建国后由于北京至乌兰巴托铁路的建设,使它成为中蒙边界的重镇,并设市制,现在人口已达7万人。

再如,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与墨西哥接境处有一条90号公路,未建公路前只有铁路,从公路建设后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衰退。格朗特里18世纪末曾是铁路上的一个运输基地,人口曾经达到3000人。随着公路建设,铁路运输受到严重打击,1950年人口降至400人,1980年仅有40人了。

4.文化因素对城市形成的影响 人类的文化活动,往往也能促使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宗教活动,使世界形成许多宗教城市,如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梵蒂冈、拉萨、成田(日本)、伊斯坦布尔、布达加雅(印度)等等。

教育科技也可以促使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例如,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普林斯顿,比利时的卢旺等均为著名的大学城。日本的筑波,苏联的普希诺,美国的硅谷,法国的南法兰西岛科学城等均为世界著名的科技城。

历史古迹,旅游胜地等等都可以促使城市形成和发展。

(二) 自然条件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社会经济条件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自然条件则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需要而发展城市,而城址又往往选于自然条件优越、符合社会需要的地点。

1.地质条件与城市的形成 地质条件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固体基础。岩石裸露处不便于城市的建设,岩石风化形成的砂、砾、粘土层便于人类活动和城市的发展。

一般城市的发展,建筑结构等都受地质务件的制约。例如建筑物层数,一层地基承压力要求为 7.5~10吨/米2,四层以上者要求25吨/米2以上。不同基础地质地基的承压力差别很大,如沿海地区淤泥仅4~10吨/米2,细砂(湿、中、密)为12~16吨/米2,碎石(中密)40~70吨/米2,粘土(固态)为25~50吨/米2等等。因此,地质基础好对城市建设有利。当然,地质基础不好的地区,也可以根据需要建设超过地质承压力的建筑物,但需要投入大量打地基的经费。

地质条件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影响较大。例如,日本建设平安京(现京都)时,当时建有左、右对立的二京,然而,左京很快就衰落荒废。这与其地基由腐殖粘土组成,水质恶化,排水困难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受生产力水平限制,无力改良水质和排水)。所以后来京都发展主要向由花岗岩风化的沙土地的东北部扩展。

2.地形与城市的形成 从地形上看,平原最适宜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地势平坦便利市域扩大,利于各种交通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农业。所以世界上重要城市多分布于平原区。如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世界上的大城市,如纽约、伦敦,柏林、巴黎、东京、芝加哥、莫斯科、加尔各答等也皆位于平原区。据沈汝生1937年统计,当时中国有193个5万人以上城市,其中90个分布于平原区,83个分布于丘陵地区(二者占全国城市的90%)。

但是,热带国平原地区潮湿,气温高,不适于人类居住,人口和城市则主要分布于高原或高山地区。如厄爪多尔的人口3/4以上居住在平均高度2500米以上的山间盆地。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墨西哥城1979年达1475万人,就位于2356米的高地上;人口432万(1980年)的波哥大城位于2640米的山间盆地中。

在两种地形的接合点上,也有利于城市的形成。因为平地与山地之间,便利交通,而且不同地区产品的差异,易形成贸易中心。日本的东京、大版、名古屋都位于台地与平原的接合点上。另外,谷口或者溪口地带也利于城市的兴起。张家口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高原的交接点上,很早就形成货物集散中心。

3.气候与城市形成 从世界来看,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多位于适于人类生活的温带地区。气候条件往往影响城市性质。日本的大阪,英国的兰开厦成为世界早期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与当地气候条件(温暖,多雨,空气湿度大等)有一定的关系。

城市的小气候对于城市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例如西欧的城市多受西风影响,大城市扩展时多向西方发展,处于“上风带”不易受工业烟尘和污染物影响。以伦敦为例,市区西部多为上流住宅,市区东部多贫民区。

4.水与城市形成 城市形成与发展和水的关系颇深。河畔、湖滨及海岸带都是利于城市形成的地区。河流历来就是重要的运输通道,而且又是工业用水和饮用水的最好源地,为城市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河口处往往形成肥沃的三角洲,有利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我国的上海、广州、天津,印度的加尔各答,美国的新奥尔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等都位于三角洲上。

河流渡口和要津也能促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的天津、武汉、南京等,英国的剑桥,德国的法兰克福皆形成于渡口处。早期由于英国经济重心在东南部的太晤士河两岸,商品贸易多渡此河,河口面海呈喇叭口形,恰好伦敦附近狭窄,成为最好的渡口,使交易荟萃,商务渐盛,终于使伦敦形成一个重要城市。

大湖泊也利运输业的发展,湖滨又是水陆运输重要的交接点,有利于城市发展。如美国的芝加哥(密执安湖)、德卢斯(苏必利尔湖),日本的大津(琵琶湖)、我国的岳阳(洞庭湖)、九江(鄱阳湖)、无锡(太湖)等等皆受湖泊之利。

在海岸带(尤其岩石海岸具有优良港湾的地区)以及在大河入海口的沿岸地区都利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的上海、大连、青岛、泉州、福州、汕头、广州,美国的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日本的东京、大阪、横须贺、佐世保等海港城市都属此类城市。

在海峡和运河的两端也有利于城市的兴起,例如直布罗陀和丹吉尔(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与塞得港(苏伊士运河),巴拿马与科隆(巴拿马运河)等城市皆属此类。

总之,水对城市发展关系密切,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5.矿产与城市 产业革命以后,某些大的矿物产地迅速发展成为新建的工业城市。

在矿产资源中,最早大量利用的是煤炭。我国的大同、鹤岗、鸡西、抚顺、开滦、阳泉、淮南、淄博等都是重要煤炭工业城市。英国的五大工业中心区,除伦敦地区外,其余四个均是由煤炭基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中部的黑乡,以伯明翰、曼彻斯特为代表;第二,北部以哥拉斯哥、爱丁堡为代表的苏格兰低地;第三,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第四,威尔士东南部的加的夫地带。其他国家以煤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也很多,如原苏联的库兹巴斯、顿巴斯等。

以铁矿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如巴西的见奥里藏特;我国的鞍山、包头、攀枝花等。另外,南非的金伯利以产金刚石闻名于世,约翰内斯堡以产金著称;伊朗的哈尔克以盛产石油而兴起;我国大庆原为“北大荒”的一个小居民点,开采石油后,现已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油田和重要的石油化工城市。此类例证之多,不胜枚举。但是在矿产地发展起来的城镇,一旦矿产耗竭,城镇有可能逐渐衰落下去,澳大利亚西部的金矿城市,就是如此。

陶渊明桃花源记 时代背景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即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对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生活荒淫,内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加深了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同时,东晋王朝承袭旧制,实行门阀制度,保护高门士族贵族官僚的特权,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像陶渊明这样一个祖辈父辈仅做过一任太守一类官职,家境早已败落的寒门之士,当然就“壮志难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义熙元年(405),他仓促而坚决地辞去了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与统治者最后决裂,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

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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